先说清楚:所谓“黑暗十年”,并不是日本官方的说法,也不是学术界的统一定义。它是我为了便于大家理解,对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日本医疗体系一段艰难时期的概括。那段时期确实存在,但它的边界,没有一篇文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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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清楚:所谓“黑暗十年”,并不是日本官方的说法,也不是学术界的统一定义。它是我为了便于大家理解,对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日本医疗体系一段艰难时期的概括。 那段时期确实存在,但它的边界,没有一篇文章的标题那么清晰。 历史从来不是分段函数。 它更像一条河,有急流,有缓滩,但水一直往前流。 1 日本医疗的艰难时期,到底发生了什么? 说几件公认的事。 第一,钱不够了。 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裂。政府财政紧张,医保基金承压。1992年日本医疗财政支出达23.48万亿日元,到1995年已膨胀至26.96万亿日元。控费,成了唯一的政治正确。 支付标准被压缩,医院收入减少,医生的劳动价值被进一步压低。 第二,诉讼变多了。 那几年,日本的医疗诉讼数量明显上升。1997年至2000年,全国医患纠纷迅速提升。社会舆论对医疗失误的容忍度,降到了冰点。 医生开始害怕。害怕病人,害怕家属,害怕自己有一天被告。 第三,防御性医疗开始出现。 医生不再问“这个检查有必要吗”,而是问“不查的话,万一出事怎么办”。 检查越来越多,费用反而越来越难控制。最典型的例子是剖宫产率持续攀升——不是因为医学指征变了,而是因为顺产的不确定性让医生承担了更大的法律风险。 第四,有些科室开始缺人。 儿科、产科、急诊,这些最累、风险最高、收入又不高的科室,最先出现人手流失。在日本,它们被称为“3K科室”(Kiken危险、Kitsu辛苦/工作多、Kazoku ga kitei待遇差/收入低)。医学生开始用脚投票,不选这些科了。 这是日本医疗那段困难时期的底色。没有惊天动地的崩溃,只有一点一点地,把人耗干。 2 日本如何调整 后来,日本开始慢慢调整。有些调整奏效了,有些调整反而添了乱。 但总体来说,方向是对的。 第一件:开始正视医生的过劳问题。 医生的劳动时间,开始被公开讨论。 1998年,关西医科大学26岁的研修医森大仁,在连续工作无数个日夜后猝死在岗位上。他死前每个月的收入为零,甚至还要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出去打零工维生。 森大仁的死,彻底引爆了日本医学界的愤怒。劳动基准监督署开始介入医院,认定过劳死工伤。医院不能再假装“医生累是正常的”。 第二件:医疗安全,从惩罚个人转向改进系统。 日本曾经也走过“出了事找医生算账”的路。1998年至2003年,被刑事起诉的医生数量大幅攀升,几乎相当于此前几十年的总和。但后来,他们逐步转向“出了事找原因”。 推行医疗安全管理制度,鼓励报告不良事件,不是一出事就把医生推出去顶罪。 因为所有人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一个系统总是让个别人背锅,那这个系统永远不会变好。 第三件:增加医生数量,虽然很慢。 日本意识到医生总量不足。但医学教育周期太长,扩招的效果,要十年后才能看到。 远水救不了近火,但至少,有人开始挑水了。 第四件:支付制度改革,但不再以牺牲医生为代价。 2003年,日本推行了DPC(Diagnosis-Procedure-Combination 诊断-程序组合)制度,按疾病难度分组定额支付,控制医疗费用上涨。但同时,也给了复杂病例、高难度医疗一些灵活空间。不是所有病都一刀切。 3 现在的日本医疗,到底是什么样? 不完美。远远不完美。 但和那段最困难的日子比,有几点明显的改善: 医生的劳动环境,至少有了法律保护。2004年“新临床研修制度”改革后,规培医生被法律明确赋予“劳动者”身份,必须给工资,必须有劳动保障。 虽然依然辛苦,但“过劳死”不再是完全无人过问的事。 医疗诉讼的烈度,有所缓和。不是不告了,而是医生和医院,都学会了用更成熟的方式应对。 年轻医生选择科室时,虽然儿科、急诊依然缺口大,但至少有了讨论和改善,不是完全没希望。 最重要的是:医生开始集体发声了,通过医师会、公会,去谈判,去争取,不再是一个人默默扛着。 4 我们呢? 我知道,很多人会问:中国现在,是不是正在走日本的老路? 我不想下这个判断。 因为每个国家的医疗体系,背景不同,阶段不同,不能简单类比。 DRG和DPC都是为应对医疗费用增长的预付制改革,无绝对优劣之分,均是各自医疗体制、人口结构与改革时序下的最优解。随着中国未来数据精细化与分级诊疗成熟,也许我们也会有最优解。 但日本人用命换来的经验,是共通的: 第一,控费可以,但不能只控在医生身上。 如果医保压力全变成医生的绩效扣款,最终会把医生推走。日本已经证明,医生走了,系统就塌了。 第二,医疗安全,不能靠把医生判刑来保证。 一个医生因为一次诊疗疏漏被判刑,不会让其他医生更认真。只会让他们更害怕,更保守,更早离开。日本后来转向“系统改进”,不是因为他们更善良,而是因为他们发现,“惩罚个人”这条路,走不通。 第三,医生的命,必须被看见。 过劳死不是统计数据。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的死亡,不能被一句“个人体质问题”带过去。 我不确定我们正在经历什么。我也不确定未来会怎样。 但我确定的是: 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 那些被压垮的日本医生,和今天在深夜值班室里刷手机的中国年轻医生,心里想的事情,可能是同一件。 “我们还要等多久?” 来源:戏精医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