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们讨论的还是九价HPV疫苗“一针难求”，默沙东几乎垄断市场，国产疫苗什么时候才能追上。

今天的问题已经完全不同。

国产九价HPV疫苗上市，供给迅速增加，价格开始下探。对于万泰而言，过去最大的挑战是“能不能做出来”，现在则逐渐变成了另一个问题：

做出来以后，还能去哪里？

答案可能越来越清楚。

海外。

但万泰的海外故事，可能并不只是把更多馨可宁、馨可宁9装进集装箱，运往更多国家。

最近万泰在泰国推进的一系列动作，让我们看到另一种更值得关注的可能：

Developed by Wantai
Manufactured with Thailand
Used by Thailand
Exported from Thailand

如果这条路最终跑通，那么万泰下一阶段输出的，可能就不再只是一支疫苗。

而是万泰自己。

当中国开始担心HPV疫苗太多

万泰过去二十多年的疫苗故事，主要发生在中国。

它最重要的能力之一，是把原本复杂、昂贵的疫苗，通过技术创新和规模化制造不断降低成本。二价HPV疫苗如此，九价HPV疫苗仍然延续了这条路径。

这套能力曾经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价值。

但中国疫苗市场正在迅速变化。

HPV疫苗供给越来越丰富，国产企业越来越多，政府采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当供给不足变成供给充足，竞争自然会从“有没有产品”逐渐转向“谁更便宜”。

这正是中国不少疫苗品种正在经历的事情。

但如果把视野从中国移向全球，却会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象。

WHO提出到2030年实现消除宫颈癌的“90-70-90”目标，其中第一项就是90%的女孩在15岁前完成HPV疫苗接种。但在很多中低收入国家，距离这一目标仍然很远。

于是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错位：

中国开始担心HPV疫苗太多，而世界很多地方仍然担心HPV疫苗不够。

这可能就是万泰第二条增长曲线真正开始的地方。

问题只是：怎么出去？

出口疫苗，还是输出能力？

最容易理解的国际化当然是出口。

中国研发、中国生产、中国批签发，然后出口到泰国、埃及、巴西或者其他国家。

这条路当然仍然重要。

但对于疫苗而言，它可能并不是全球化的最终形态。

因为疫苗不同于很多普通药品。

它的核心购买者往往是政府；国家免疫规划直接决定市场；制造能力关系到公共卫生供应安全；疫情时期，本土产能甚至具有战略意义。

COVID-19让很多国家重新认识了一件事情：

有钱可以买到疫苗，与自己拥有生产疫苗的能力，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因此，越来越多国家想要的已经不只是：

“能不能把疫苗便宜一点卖给我？”

而是：

“能不能帮助我建立自己的疫苗产业能力？”

这时候，两种全球化模式的区别就出现了。

第一种是：

Exported from China

中国研发、中国制造，海外采购。

第二种则是：

Developed by Wantai
Manufactured with Thailand
Used by Thailand
Exported from Thailand

看起来只是把部分生产环节移到了海外，背后的价值结构却完全不同。

一支进口疫苗主要提供的是：

Health Value。

而一支通过技术合作在当地生产的疫苗，还可能增加：

Supply Security + Industrial Value + Capability Building。

于是万泰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

它不再只是一个Product Supplier。

而开始成为一个Capability Partner。

这可能才是中国疫苗国际化真正重要的一次角色转换：

从卖给一个国家疫苗，到参与建设这个国家的疫苗产业。

泰国不是终点，而可能是一个节点

这正是万泰泰国项目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

万泰与泰国 Global Biotech Products 的合作已经从简单产品贸易进入本地生产和技术转移，泰国国家疫苗研究所也参与其中。

所以泰国看待这个项目的角度，本身就不只是“采购一款中国九价HPV疫苗”，而是将其放进本国疫苗产业能力建设的框架之中。

但如果万泰最终只是在泰国生产一款九价HPV疫苗，然后供应7000万人口的泰国市场，这个故事其实还没有那么大。

真正应该观察的是三个问题：

有没有第二款疫苗进入？

有没有进一步的技术转移？

有没有从泰国向周边国家出口？

如果这些事情陆续发生，泰国基地的性质就会改变。

它不再只是一条HPV疫苗生产线，而可能逐渐成为一个：

Regional Vaccine Hub。

这时候商业模型也从：

China → Thailand

变成：

China Technology → Thailand Manufacturing → ASEAN Market

厦门继续承担研发、核心平台、关键工艺和产品管线；

泰国逐渐承担本地制造、监管准入、政府合作和区域供应。

一个7000万人口的泰国市场，与一个接近7亿人口的东盟市场，是完全不同的商业模型。

而万泰的全球化，也就开始从一个中心向一张网络演变。

万泰不是孤例

如果只有万泰在泰国这样做，我们还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家企业针对一个市场的特殊策略。

但把视野拉远，会发现类似的事情已经在全球不同地区发生。

科兴在拉美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

COVID-19期间，科兴与巴西 Butantan 的合作已经远远超过简单的成品出口，涵盖临床、本地生产和技术合作。近期，科兴又在哥伦比亚参与BogotáBio项目，希望逐渐建立能够承载多种疫苗的本地生产平台。

埃及也正在发生类似的事情。

沃森的PCV13已经进入埃及市场。2026年，沃森进一步与埃及VACSERA和VBC推进脑膜炎球菌疫苗、PCV13以及HPV疫苗等产品的本地生产合作，双方公开表达的目标之一，就是推动埃及成为服务非洲市场的区域疫苗制造中心。

把这些案例放在一起，原本孤立的企业新闻突然可以串起来：

万泰——泰国/东南亚

科兴——拉美

沃森——埃及/非洲

它们背后可能正在形成同一种全球化逻辑：

成品出口
↓
原液+当地分装
↓
技术转移
↓
本地生产
↓
多产品导入
↓
区域供应

这意味着，中国疫苗国际化的基本单位可能正在改变。

过去企业最关心的是：

“我的疫苗进入了多少个国家？”

未来可能越来越需要问：

“我在全球建立了多少个能够长期运行的产业节点？”

前者是Product Globalization。

后者则是Network Globalization。

为什么疫苗特别适合这种全球化？

这也是疫苗与很多创新药国际化路径最大的区别之一。

过去几年，中国创新药国际化最热门的模式是License-out。

一个分子在中国开发出来，把海外权益授权给跨国药企，通过首付款、里程碑和销售分成实现价值。

疫苗当然也可以License-out。

但疫苗天然更加依赖政府采购、国家免疫规划、监管体系、本地制造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

所以它的国际化可能更容易从：

Trade

走向：

Industrial Partnership。

尤其对于很多希望发展本国生物制造能力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需要的不只是某一个疫苗产品。

它们真正缺少的是：

如何把疫苗做出来、生产出来、检测出来、注册下来，并长期稳定供应。

而这恰恰是中国疫苗产业过去二三十年积累起来的一整套能力。

所以，中国疫苗出海真正有竞争力的资产，可能不只是低价格。

而是：

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成熟而且成本可控的疫苗产业体系。

这套体系本身，就可以成为出口品。

万泰出去以后，谁会跟着出去？

这可能是这轮疫苗国际化最容易被低估的一层。

一座真正能够运行的疫苗工厂，从来不只需要疫苗技术。

它需要培养基、佐剂、过滤系统、层析系统、一次性耗材、生物反应器、灌装设备、冻干设备、洁净工程、包装材料和冷链设备；

它需要质量检测、分析方法、自动化系统和验证体系；

再往后，还需要CRO、临床试验、注册服务、药物警戒、真实世界研究、卫生经济学、市场准入和国际物流。

所以，当一家中国疫苗企业真正进入一个国家建立生产体系的时候，它实际上可能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

Anchor Company——锚点企业。

万泰先进入泰国。

但过去二十年围绕万泰形成的供应链，有可能跟着进入泰国。

科兴进入拉美也是如此。

沃森进入埃及也是如此。

一家中国培养基企业，自己去埃及建立市场很难。

一家国产层析设备企业，自己去泰国寻找客户也很难。

一家中国CRO，自己跑到哥伦比亚建立疫苗临床和真实世界研究业务，同样不容易。

但如果它们跟随一个已经建立政府关系、监管关系和生产体系的中国疫苗企业出去，事情就完全不同。

先服务中国企业的海外项目。

然后完成当地验证。

再进一步服务当地其他疫苗和生物制药企业。

于是，一家疫苗企业出去，背后可能带动几十家甚至上百家中国生命科学企业进入新的市场。

疫苗企业，也就可能成为整个中国生命科学产业链国际化的入口。

从Made in China，到Powered by China

因此，未来衡量中国疫苗国际化，可能不能只看三个传统指标：

出口多少剂；

出口多少亿美元；

进入多少个国家。

还应该增加一个新的指标：

全球有多少疫苗，正在使用中国的技术、中国的工艺、中国的设备、中国的原材料和中国的服务体系生产？

未来甚至可能出现一种看似反直觉的情况：

Made in China的疫苗占比下降了，但中国疫苗产业的全球影响力反而上升了。

疫苗可能在泰国生产。

可能在埃及生产。

可能在哥伦比亚生产。

但背后的抗原设计来自中国，核心工艺来自中国，设备耗材越来越多来自中国，技术转移来自中国，临床、注册、RWE和卫生经济学服务也越来越多由中国企业参与。

那么它究竟算“中国疫苗”，还是“泰国疫苗”“埃及疫苗”？

其实已经没有那么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

中国企业成为了这些国家疫苗产业体系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这就是从：

Made in China

走向：

Powered by China。

万泰的下一章，在海外

如果把这个过程拉长来看，中国疫苗全球化可能正在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Product Export。

中国研发，中国生产，卖到世界。

第二阶段是：

Capacity Export。

中国研发，中国技术，本地制造。

第三阶段则可能是：

Ecosystem Export。

疫苗技术出去；

制造体系出去；

设备耗材出去；

CRO/CDMO出去；

临床和检测能力出去；

RWE、卫生经济学和市场准入能力也逐渐出去。

到了第三阶段，中国输出的就不再只是一支疫苗。

而是一整套：

建立和运行现代疫苗产业的能力。

回到万泰。

过去二十多年，万泰最重要的成就，并不只是做出了二价和九价HPV疫苗。

更重要的是，它在中国建立了一套把复杂疫苗从实验室带到产业化，再通过规模制造降低成本，并最终走向全球市场的能力。

这套能力是在厦门长出来的。

但未来十年真正值得观察的问题可能是：

它能不能在泰国重新生长一次？

然后在东南亚重新生长一次？

甚至有一天，在更多国家和地区再次生长？

如果可以，那么万泰真正出口的就不再只是馨可宁。

甚至不再只是疫苗。

它输出的是技术、制造、质量体系、供应链，以及围绕这些能力形成的一整个中国疫苗产业生态。

过去二十年，万泰证明了一件事情：

中国可以做出世界级的疫苗。

未来，它可能需要证明另外一件事情：

中国建立起来的疫苗产业能力，也可以在世界其他地方重新生长。

如果这件事情最终发生，那么回过头来看，泰国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开始。

来源：未来生物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