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友好医院外科大夫肖飞被举报“出轨”事件，由于当事人之一董某某的学历与家庭背景，以及其协和医学院“4+4”毕业生的身份，这一事件最终由一桩桃色新闻，演变成一场关乎权力输送、教育公平和医疗安全的大讨论，国家卫健委已介入调查。

全称为“北京协和医学院‘4+4’试点项目”（下文简称协和“4+4”）被置于风口浪尖。公众质疑的重点在于：在中国最顶尖的医学学府，一批拥有国外本科背景的学生仅用4年时间，是否真的能完成中国高考佼佼者们，需要用8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医学学习内容？协和“4+4”是否已演变为一种“体制化”的权力交换？

自2019年起，协和已招收超过200名“4+4”学生。随着这些学生陆续进入医院工作，公众也开始质疑其医疗质量是否令人担忧。

协和“4+4”项目，是在2018年王辰被任命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后主推的一项医学招生改革。

王辰是呼吸学专家，在推进中国重症医学体系建设方面贡献巨大。在呼吸科业内人士看来，“他最早帮助国家引入呼吸科重症医学的培养机制，为肺科重症医学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在国家抗击新冠肺炎期间，发挥了重大作用。”

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是医学专科人士对王辰的普遍评价。

这位当初成功引进重症医学培养机制的王辰，他主导推进的协和“4+4”机制，在当年协和内部也被视为一场重大改革。这项改革打破了我国长期以来医学生在大学阶段即选定专业的机制，尝试引入北美等国家成熟的医学生选拔模式——从国内外优秀的非医学专业本科生中选拔，重新接受系统的医学教育。

在美国，“4+4”机制已有多年经验积累，并形成一套成熟的体系。从本科阶段的选修课程、教授推荐信、MCAT考试，到入学后的USMLE考试、住院医师规培、最终成为专科医生的路径，每一步都有严格的程序规定——人为因素干预空间极小，评估过程高度专业化和程序化。

而在中国实施仅7年、仅有两届毕业生的协和“4+4”，却因这场突如其来的社会新闻，每一个细节都被置于放大镜下审视。

对协和人来说，在社交媒体上不断刷到质疑整个“4+4”制度，甚至质疑整个协和体系的帖子，这是一段煎熬的日子。在协和内部，事件爆出后也产生了几种不同的声音。

一种声音，早在2018年招生计划启动时就已存在，有人曾质疑“这是在开玩笑吗？”“早就预感到有一天会出问题。”

另一种声音则认为，协和“4+4”其实是回归协和医学院自1917年创立以来的传统——当年的学生前四年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完成非医学本科教育，之后进入协和学习医学。而近年来协和招生中，医学预科安排在清华进行两年半的通识与医学课程，也可视为“4+4”的一种模式。

在持这种观点的人士看来，王辰的改革并非打破传统，而是回归传统。

但无论观点是否不同，有一点是共识：协和“4+4”在程序和细节上，确实还需要一个持续规范化、不断完善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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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之难：4+4，一个内部争议从未平息的项目

2019年9月，王辰在《柳叶刀》上阐述了“4+4”项目的三大优势：推动多学科融合、入学者热爱医学、能够从全球顶尖大学吸纳优秀人才。

2020年2月29日，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杜斌也在《柳叶刀》上发表文章，题为《“4+4”医学教育模式：警醒之言（A Word of Caution）》，作为对协和医学院校长王辰文章的评论。

“在将该项目描述为成功之前，必须谨慎行事，因为医学生们尚未毕业。”杜斌明确表态，不建议“在没有足够基础设施支持的情况下开发一个新项目”。

在短短几百字的文章中，杜斌简要列出了依据：第一，美国“4+4”模式曾于2005年在浙江大学实施，但未显著提升教育质量；第二，鉴于中国医生所面临的压力与挑战，该模式不太可能吸引到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第三，“4+4”项目的医学生将在最后一年以实习生身份进入医院，可能进一步削弱教育质量，因为这压缩了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学习时间。

两人虽同属“协和体系”，分别隶属于协和医院与协和医学院，大多数“4+4”学制学生也可能直接从协和医学院输送至协和医院。但那次在《柳叶刀》上的“交锋”显示，二人对“4+4”制度的态度几乎针锋相对。

在协和的日常学习与工作中，反对的声音未必总以公开形式呈现，但内部的疑虑与顾虑几乎从未中断——从2018年王辰上任、招生计划公布起，到2023年第一届学生毕业，再到近期董某某事件的爆发，争议广泛存在于在校的普通八年制学生、医院中的青年及中层医生，乃至医院管理层。

质疑的核心不难理解：医学教育是一个高度依赖经验积累的过程。相比国内传统的“5+3+3”路径（本科-硕士-博士），或是协和首创的临床医学八年制直博模式，“4+4”学生几乎在本科阶段没有医学基础，仅凭4年时间，如何能达到别人8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学习效果？

如今“4+4”已毕业两届学生，总数不到40人。北京协和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简称“医肿”或“东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是“4+4”学生的主要就业单位，另有部分学生进入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等机构。

相关人士表示，尽管样本较小，但“4+4”学生在临床思维等方面与八年制学生相比，略显参差、存在差距，这在医院中是一种小范围的共识。

这一观点也在公开发表的研究中有所体现。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教育研究中心的卢永平与潘廷芳于今年4月在《基础医学与临床》期刊发表文章指出，协和“4+4”学生在2024年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中的通过率（95.2%）略低于八年制学生（98.5%）（八年制每届人数约为“4+4”的六倍）；在校期间的科研产出数量和得分也低于八年制学生。

受访教师代表认为，相比八年制学生，协和“4+4”学生在临床技能与科研方面略显不足，核心胜任力差异较为明显。

不过，也有与国内“4+4”学制毕业生有过接触的医院人士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临床医学是一门以实践为主的、晚熟的学科，本科阶段的理论教育差距并不会对最终能力造成决定性影响。

一位就职于上海某三甲医院的专科主任表示，曾接触的上海交通大学“4+4”毕业生“非常聪明、有灵气，理论上的不足在临床中可以迅速弥补”。

实际上，在医学人才培养中，理论与实践如何平衡，即使在美国也存在同样的困扰。一位美国医学院的学生表示，UCLA医学院曾尝试将两年的基础课程压缩至13个月，以增加医院实习时间，结果导致USMLE考试通过率下降，最后又将课程结构改了回去。

虽然在“实力”层面“4+4”尚未体现明显优势，但在“待遇”层面，其相对优厚更容易引发争议。

有协和内部人士质疑，为何“4+4”学生“基本都能留在协和，去别的医院基本是自愿”，这种几乎默认优先录用的做法在部分科室引发不满；而八年制学生却需“各凭本事”？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表示质疑：“协和八年制学生也公认优秀，找工作并不困难。关键是如果个人本身有‘能量’，在就业上会有优势，但这与学制无关。”

据悉，与协和医院相比，董某某所任职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包括规培阶段在内，临床压力可能更轻，待遇可能更高，也更重视科研。

在“4+4”试点班出现之前，协和医学院的学生主要有两类：一是凭超过清华本科线的高考成绩，在18岁左右入学的八年制学生；另一类是在国内其他医学院完成本科学业后，保研或考研而来的研究生。

而“4+4”学生多为海外留学背景，本科专业并非医学，因此有人认为他们“对协和的精神文化理解不够深刻”。这种身份认同的缺失，也可能加剧共事者对其的不信任。

甚至，出身“首医系统”的王辰也被部分人认为不是“正统协和人”。“4+4”作为王辰上任后在医学教育领域推动的最大改革之一，也被部分人视为“不符合协和精神”。

但对于“4+4”学生缺乏协和精神、王辰不是“协和人”的质疑，并未获得业内普遍认可，反而从另一个层面体现出王辰推进改革的艰难。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前院长饶毅曾公开撰文《请勿错怪王辰教授》，直言：“医学界众所周知，协和非常抵触王辰教授。协和医学院以及协和医院对他摆架子，其中不乏‘协和老大、首医毕业生算什么’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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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和焦虑”中诞生的“4+4”

王辰2018年从中日友好医院院长职位，调任协和医学院院校长时，一种几十年来逐渐累积、显现的“协和焦虑”仍在持续。协和作为医学界老大的身份，不断被挑战。

过去数年，国内“重科研轻临床”的考核风气与日俱增，单论评选“国自然基金”的项目，协和每年拿出50项左右，这个数量排不进全国前20名，远低于华西、浙大、复旦、交大等院校的近200项。

协和内部对此的解释是其更注重临床，“不在乎那些虚名”，而随着各省同行临床突破能力的疾速进步甚至有所超越，协和在临床能力上的优越性似乎在被缩小，“在乎临床不在乎科研”对协和来说似乎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安慰之词。

科研也好，临床也好，“协和究竟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引领中国医学的发展？”这个问题长期萦绕在协和人心间，应该也包括在2018年来到协和的院士王辰。

协和医学院在人才选拔上，以高考为基础，后一度扩展为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合作等多种模式。

后来，北医和北大合并，协和的学生医学预科就不放在北大了，开始转到清华。其中，作为共享通识教育、临床医学教育的两个院校，协和医学院与清华大学在医学人才培养上多有合作之处。

因此，协和医学院中同时存在协和八年制和清华医学实验班的八年制学生，招生都需通过清华大学——这些学生都是高考的佼佼者。

1月来到协和就任，9月王辰给出了他的答案——招收来自世界各地名校的多学科背景学生，学习美国的学制，建立“4+4”培养体系。

而他力主的改革，虽然面对争议，但也得到了学院内部极大的支持，才得以推进。

科研层面，“多学科背景人才”为“推动医学界整体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临床层面，“4+4”志在招收真正的“爱医者”，寄希望于学生们在经历四年本科、心智都成熟后再选择学医，将付出比年轻的学医者更多的热情和努力。

在选拔方式上，“4+4”采取初审和复试两个阶段，初审要求包括本科大学排名、本科期间的绩点要求及相关科目学分要求、医学导师推荐信，复试则包括笔试和面试。

在程序上，上述选拔方式与美国“4+4”十分接近。但一个较大的区别是，全美的医学院有统一的笔试制度MCAT，协和的笔试环节虽称参照MCAT，实则自主命题。

2023年7月，在协和医学院壹号礼堂进行的毕业典礼上，当时，在座即将毕业的有临床医学八年制学生、协和首届“4+2”护理学试验班本科毕业生、以及“4+4”试点班学生。

王辰将毕业致辞中最大的篇幅给了“4+4”学生，骄傲于其“用4年的时间学习医学院本应5年学习的内容”“没有周六周日，没有寒假暑假，少有在12点以前睡觉，很多同学没有在1点以前睡过觉”。

王辰称，“如果在临床学习中‘4+4’有可能‘示短于近’的话，未来他们一定‘见长于远’。”

初衷毫无疑问是好的。

但在中国当下的环境中，眼下的“示短于近”是否包含隐忧？能否“见长于远”又存在未知。

一个最大的争议是，在招生自主权完全掌握在协和医学院自己的手中、笔试命题并不公开的情况下，是否会滋生招生不规范、对学生要求不够高的可能？

在一部分协和人看来，“4+4”招生方式在现实环境中，不管入学、毕业过程是否符合所谓的规范，“不公平的可能性都客观存在”。

除去录取面临争议之外，在“科研”和“临床”的两端，“协和4+4”似乎寄希望于这些学生拿长远的科研方面的潜力，来弥补当下在临床上暂时的知识和经验短板。

科研方面的“见长于远”，需要付出相当长时间来验证：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自2002年起就有“4+4”学制，但20多年来，毕业学生的职业发展路径与其他学制的学生并无太大区别，并未明显体现出“多学科人才”的优势。

美国“4+4”制度的初衷也并不是为“多学科发展”而考量，而是“过滤”一部分经济上能力不足、无力全程负担学医费用的学生；以及希望学生在完成本科的通识教育后再学医，保证学生有足够的责任心和成熟度来应对复杂的临床事务。

在焦虑中，王辰带领协和开创“4+4”制度，要为协和的持续领先、医学的长远发展寻求一个新的突破口。

然而已有国内实践者并未取得成功，协和“4+4”是否能够背起医学创新使命？至少在这一阶段，很难给出确切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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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董某某的问题，协和的问题，还是整个医学培养体制的问题？

在董某某事件中，看似有诸多不符合医学人才培养常理的疑点，放在国内框架下有些是“常规操作”。

美国医学生最不能理解的一点是：“为什么董某某在协和医学院获得的是内科学位，博士论文导师却是外科专家？其博士论文是乳腺癌骨转移和影像学方向，为什么毕业后却受聘于医科院肿瘤医院的泌尿外科？”

他们认为，从论文研究方向到规培、选择专科，频繁换方向是美国医学领域的“大忌”，会使得求职时面临医院的质疑，“看不到对某一领域的持续热情。”

而在中国，国内医学生在校学习和刚开始从医的阶段，方向的转换非常常见，董某某并不是特例；网传信息中董某某在规培阶段“跳过”骨外科，这种规培不规范的现象，尤其在许多地方医院中也不少见，甚至培训年限也会“看情况缩减”。

但这些“常见”的做法，并不能称作是合理的，尤其是对学制较短的“4+4”学生来说。

中国过去沿用了几十年的本科5年制是学习欧洲的做法，“4+4”制度则来自美国。但美国有一套严密的筛选制度来保证生源质量，还有一套完善的培养制度能够补上学制较短的“短板”。

这些条件，中国可能并不完全具备。除去上文提及的，“4+4”的生源质量可能有商榷的空间；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临床短板，后续也并没有配套设计进行更多补充和保障。

美国有成为成熟医生后足够高的薪资和社会地位、合理而稳定的晋升渠道，来吸引已经成年的优秀人才入学医学院。而正如杜斌所言，“鉴于中国医生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新的‘4+4’模式不太可能吸引到优秀的大学毕业生。”

一位美国的“4+4”学生表示，要想在美国读医，不仅要求本科有好成绩、通过MCAT考试，还要求对某个医学领域有专注而持续的热情。在进入医学院之前，就要以足够长的志愿工作时数、足够有说服力的志愿工作经历，拿到高质量的医学导师推荐信，才能进入到医学院的优秀候选者名单里。

在具体细节和程序上，一位本科是麻省理工计算机专业的医学生表示，美国医学生招生的“4+4”对很多人来说是“4+N+4”。她回忆，一般作出学医的决定，美国学生从大二开始就准备选修医学院需要的学分，在选择选修课的时候，也要注意接触有医学背景的教授，让这些教授了解你的努力，才有助于请他们写推荐信。

此外，还需要严格的医学方面的志愿者经历。她第一次准备医学考试，即使MCAT通过了，但“申请的二三十所学校，都没有给面试机会。”她用了两年的“Gap year”去哈佛大学医学院做志愿者等相关工作，才补足了有分量的推荐信，让被申请的医学院看到了她学医的坚持和热情，最终被录取，已经是“4+2+4”了。

为此，在美国，学生们本科毕业后推迟一两年申请读医、“攒”志愿时数的做法并不少见。从医学院毕业后，申请当住院医师、当专科住院医师（fellow），也都要体现对某个领域专注的热情。频繁换方向、换科室的情况极少发生，“因为读医是马拉松，非常考验耐力”。

“严进”是一方面，“严出”是另一方面。美国有统一而严格的入学考试、毕业资格考试，以及全美各地兼备的高质量医院培训系统——贯穿在校的“规培”阶段、住院医师和专业住院医师等阶段，来保障医学人才培养的质量，补上在校期间学习时间较短的“短板”。

而在我国，医生的规范化培训制度推行刚满十年，争议颇多，一线城市之外，许多地方的“规培”成为一种形式，培训质量参差不齐。网传董某某能轻易跳过骨外科的规培轮转、甚至缩短规培时间，都是基于这样背景。

这背后，是我国医疗及培养资源不均不足、规培投入少等一系列长期问题。

“掌舵人在推行一个意义重大的项目的时候，有责任去考虑到各个环节的公平性以及可行性。”有相关人士评价，就目前的时机而言，中国的医学培养体制和“4+4”的兼容性，仍有商榷空间。

协和的“4+4”，对焦虑中的协和曾是一个突破的开始；其此次陷入的舆论风波，对于整个中国医学人才的培养，或许是一个全面反思的时机。

来源：深蓝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