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医疗器械行业而言，这一波动不只是关税上的数字游戏。作为一个高监管、高依赖进口的行业，其产业链正被卷入更复杂的政治经济格局：政策壁垒上升、供应链重构、成本结构波动，以及全球市场信心的再分配。思宇MedTech注意到，美国政府近期启动的“医疗器械进口安全调查”，以及制造业整体景气度下行，正在叠加成为行业新一轮系统性风险的前奏。

中美贸易战时间线回顾（截至2025年2月-10月12日）

• 2025年2月：特朗普政府恢复对中国10%关税，并暗示将扩大征税范围；中国提出“必要反制措施”。
• 2025年4月：美国宣布对华加征104%关税，中国反制至84%；同时取消中国包裹免税政策。中方启动对美CT球管反倾销调查，医疗设备领域首次成为贸易冲突焦点。
• 2025年7月：美国扩大半导体出口限制，中国强化“双循环”战略，AI与本土医械投资显著增长。
• 2025年9月：美国商务部对医疗器械进口发起动态调查，以“国家安全”为由审查供应来源，医疗器械板块股价整体承压。
• 2025年10月：美中双方加征关税达到历史峰值，美国对华商品征收100%关税，中国实施船舶港务费反制；全球市场剧烈震荡，医疗与制造板块成为受损最重的行业之一。

中美之间的竞争，已从贸易关税的表层，转向对技术、供应链、医疗安全等战略领域的全面博弈。
接下来，思宇MedTech将聚焦三个层面——政策信号、行业表现、供应链风险，解析贸易战在医疗器械行业内部掀起的连锁反应。

一、从“关税”到“安全审查”的升级，

医疗器械成为“国家安全”的一环。

2025年9月，美国商务部正式启动针对医疗器械进口的动态调查，调查理由是“维护国家安全与公共卫生供应链稳定”。据 Reuters 报道，该调查覆盖范围包括影像设备、植入类器械、诊断设备及其关键零部件。

1. 从公共健康到地缘政治的延伸
   以往医疗器械被视为卫生体系的重要物资，而现在，它被纳入国家安全与供应安全的议题中，成为经济政策与外交博弈的工具。
2. 技术与数据安全的新焦点
   未来调查范围可能不仅涉及硬件，还包括医疗影像数据、AI算法、远程手术系统等新兴数字医疗基础设施。
   美国强调“数据安全可追溯性”，实质上是以合规为名重塑技术竞争壁垒。

业内普遍认为，特朗普政府在“国家安全 + 关税”框架下新增的施压工具，旨在通过行政审查手段，为下一阶段更具针对性的关税政策或进口限制预设路径。

医疗器械属于高准入、低利润行业。任何政策波动，都可能直接影响产品价格、医院采购节奏及患者治疗成本。这种“非关税壁垒”的强化，使得全球医疗供应体系面临更高的不确定性。对美国而言，这是以安全名义重新定义进口依赖；对中国及其他制造国而言，则意味着技术、质量认证和原产地证明的监管压力全面上升。

二、行业表现：美国资本信心回落，

医疗器械成为高风险板块

贸易战的第二重影响显现在资本市场。
2025年以来，美国医疗健康板块（包括医疗器械、耗材、诊断与服务等）在标普体系中整体跑输大盘，截至9月同比下跌约5%（Reuters 数据）。
分析认为，这一趋势源于三重因素：

1. 政策不确定性叠加关税预期，市场普遍下调医械企业利润率假设；
2. 供应链周期性风险上升，投资机构倾向回避生产性制造环节；
3. 行业融资与创新预期下降，资本转向政策风险较低的数字健康、AI医疗等方向。

医疗器械企业的股票波动，也反映了行业的结构性焦虑。由于该行业投资周期长、研发投入大、回报周期慢，在宏观政策和资本收紧的环境下，资金的短期流出更为明显。
分析人士指出，这种“政策驱动型估值波动”可能成为新常态——企业的竞争力将不仅取决于技术创新，还要取决于其在全球政策体系中的可持续运营能力。

三、供应链与制造端：

隐性成本与结构性收缩

医疗器械产业链的核心问题从来不是“能否制造”，而是“能否稳定制造”。
最新制造业PMI数据显示，2025年9月美国制造业指数回落至49.1，进入收缩区间。制造业放缓意味着上游企业——包括精密机械、传感器、光学、材料和电机供应商——都将受到影响。
医疗设备的生产周期依赖于这些中间件的稳定供给，因此，当整体制造业降温时，医疗器械厂商在采购、交付和库存管理上都会面临隐性成本上升。

同时，美国内部的制造成本与监管成本正在叠加：

• 进口关税推高零部件价格；
• 本地制造需重新通过FDA质量体系（QSR）认证，周期长且成本高；
• 企业为应对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库存与多地生产布局，进一步压缩现金流。

对全球供应链而言，这意味着“稳定性溢价”正在被重新定价。曾经的低成本制造模式正在让位于“多产地、低效率”的新格局——在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压力下，效率让位于安全，成本让位于控制。

四、思宇观察：高壁垒行业的“结构性重估”

医疗器械行业的高监管属性，使其长期被视为“稳健”与“防御性”板块。

过去十年，中美分别构成了全球医疗科技产业的“双中心”：

• 中国是全球最完整的医疗器械制造基地，从上游原材料、电子部件到中低端整机供应链环环相扣；
• 美国则在创新、监管、市场准入与高端器械定价体系上拥有全球主导权。

而当关税与审查壁垒叠加，企业开始重新思考这种单向依赖的模式。
从2024年底起，“去风险化（De-risking）” 取代了“去中国化”成为欧美政策主旋律——这意味着并非全面脱钩，而是通过多元供应布局来降低单一风险暴露。

思宇MedTech观察到，在过去半年中：

• 越南、马来西亚成为部分中资与美资医疗耗材企业的临时转移地；
• 印度与波兰等国吸引影像与植入类设备企业设厂，承担区域装配任务；
• 中国本土厂商则加快国产替代与自研元件布局，尤其是在球管、传感器、精密电机等关键部件领域。

这种“多极化供应链”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制造效率下降，但系统韧性上升。
对于医疗器械这种高监管、高质量依赖的产业而言，全球生产模式可能从“成本最优”转向“风险最小”，这是贸易战带来的最深层产业结构性变化。

未来数月，若美国在调查基础上推出进一步的医疗器械进口限制，则不仅影响跨国公司，也将波及中美之间广泛的原材料与OEM合作网络。中国医疗器械产业的本土化趋势可能因此加速，但同时也需要正视另一面：在技术壁垒不断提高、国际合规审查趋严的情况下，真正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将更少。

对于中国而言，这一变化意味着两条路径将同时展开：

• 一方面，本土企业需要在自主核心技术上加大投入，以应对进口替代与政策壁垒；
• 另一方面，中国也可能强化医疗设备出口管控，在全球供应博弈中掌握主动权。

自2018年7月6日以来，贸易战已进入第8年，全球医疗器械产业已经不再只是关税的受害者，而成为新的战略坐标。
无论是美国的进口审查，还是中国的材料出口管制，都折射出医疗科技领域已成为“经济与安全叠加博弈的前线”。

未来的行业格局，可能呈现以下趋势：

• 短期：政策不确定性持续存在，关税与监管并行，企业面临利润压缩与库存上升；
• 中期：产业链在亚洲多地形成“次中心”格局，中国、东盟、印度等的互补关系加强；
• 长期：技术与标准成为新的国际竞争主轴，掌握认证体系与供应稳定能力的国家与企业将重新定义竞争边界。

从宏观看，贸易战重塑了全球医疗器械的价值逻辑；

从微观看，它也推动了企业治理与供应链体系的“第二次现代化”——医疗器械企业不再仅仅是研发和制造者，还要成为政策与风险的管理者，在高不确定性中保持连续创新与稳定供给的能力。

技多不压身，器械行业加油！

来源：思宇MedTe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