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达安基因发布了关于第九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显示，该议案以7票赞成、2票反对的结果获得通过。

其中，投下反对票的是已在公司任职十余年的总经理黄珞和董秘张斌。他们表示，新一届董事会成员“同质化较为明显，且以纯金融背景居多”，在体外诊断（IVD）行业经验方面存在不足。

此次董事会换届，除了韦典含继续留任外，包括现任董事长薛哲强在内的其他董事均被更换。新成员大多具有大股东广州金控的背景，而梁志坤成为董事会中唯一具有技术背景的成员。

从疫情期间业绩高峰到2024年出现上市以来最大亏损，这家体外诊断企业正经历转型阵痛。此次大股东广州金控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能否助力达安基因突破困境，还需市场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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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安基因的业绩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体外诊断行业的发展态势。据公司财报，2019年达安基因的营收约为10亿元。

疫情爆发后的2020至2022年，公司营收分别达到53.41亿元、76.64亿元和120.46亿元，扣非净利润也从2019年的约1亿元，分别跃升至23.67亿元、35.37亿元和51.81亿元。这三年间，公司累计实现净利润114.79亿元，占其上市20年来累计净利润126.74亿元的90.57%。

然而，随着疫情的结束，公司业绩出现了大幅下滑。2023年，公司营收降至11.81亿元，2024年进一步降至8.53亿元，同比下降27.76%。更为严峻的是，2024年公司归母净利润亏损9.25亿元，同比下降983.98%，创下了上市以来的最大亏损。

同时，公司的坏账问题也日益突出，2024年公司计提应收账款减值损失4.08亿元，其中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约1.02亿元，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约9.16亿元，期末坏账准备余额合计约10.2亿元。

这种业绩的“断崖式”下滑，对公司的运营产生了直接影响。数据显示，从2022年到2023年，达安基因的员工人数从3580人降至1968人，减少了约45%。

高管薪酬也大幅下降，黄珞、张斌的税前年薪从2022年的596.72万元、533.74万元，降至2023年的126.68万元、112.61万元。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股东广州金控与公司原有管理层之间的分歧逐渐显现。管理层的变动其实早已开始。2020年7月，中山大学将达安基因的控股权无偿划转给广州金控。2022年5月的董事会换届中，包括原总经理周新宇在内的多名原管理层成员落选，随后周新宇离职。

2022年6月，董事长何蕴韶任期届满离任，此后，薛哲强、韦典含等具有广州金控背景的人士陆续进入管理层。而此次董事会换届又将董事长薛哲强等多人替换，这或许暗示着广州金控正在准备对公司战略方向进行进一步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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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安基因的困境是整个体外诊断（IVD）行业结构性难题的缩影。《中国医疗器械行业蓝皮书（2024）》显示，我国体外诊断市场规模从2016年的430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1185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15.58%。但集采推进使行业面临降价压力与市场重构。

达安基因副总经理汪洋曾表示，集采有望加速国产替代与行业集中度提升。然而现实是，2024年9月达安基因称，与2019年相比，公司多数产品价格显著下降，毛利率从2020年的70.15%降至2024年的37.55%，低于疫情前约40%的水平。

2025年第一季度，IVD行业超七成企业营收同比下滑，头部企业迈瑞医疗、迪安诊断也出现两位数降幅。不过，市场分化显现，新产业、圣湘生物等公司通过技术创新或深耕细分市场实现增长，一季度业绩相对稳健。

达安基因长期受产品同质化程度高、技术门槛低的制约。公司虽有肝炎、肿瘤等多领域诊断产品，但与竞品相比缺乏差异化优势。2024年研发投入3.87亿元，同比下降26.91%，新产品开发缓慢。

广州金控选择以金融背景团队执掌达安基因，而非引入更多IVD行业专业人才，这或许与广州金控自身定位有关。作为广州市属国有金融控股平台，其旗下投资平台已积累近15.4亿元医疗健康领域投资，参与了达安基因等多家医疗企业发展。

此前，达安基因曾组建金融业务扩充营收，2018年金融服务创收8800万元，占比6%，广州金控入驻曾被看作契合公司“投资金融+诊断试剂”双轮驱动战略。

从今年一季度业绩来看，达安基因实现净利润5292.43万元，初步扭亏。其实，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健康意识提升，疾病风险预测等领域的市场需求仍在增长。达安基因未来关键在于找到差异化发展路径。

梁志坤作为董事会中唯一技术背景成员，或在新产品方向决策中发挥关键作用。无论采取何种策略，达安基因转型之路都不会一帆风顺，新一届董事会能否与管理层形成有效沟通机制，平衡短期业绩与长期发展，是决定公司未来走向的关键。

来源：泓流Fl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