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在巴西下飞机的Letícia Soares感到格外难受和无助。那是2021年，她刚从加拿大回国，她的疾病生态学博士后的最后一年因为长新冠（long COVID）而耽搁。长新冠让她经常头痛欲裂，四肢酸痛，还有来去无常的各种小病小痛，这些症状从未好转。于是她决定回国，心想如果残疾或失业了，在国内看病就医更方便。

巴西约有400万人患有长新冠。来源：Pilar Olivares/Reuters

她在加拿大看的医生对她的症状并不在意，所以她希望回国后能得到更多帮助，但等待她的却是失望。当时新冠大流行已经开始了一年多，而Soares在巴西的医生和家人朋友居然从没听说过长新冠。Soares说：“大家问我长新冠是不是一种全球北方的病。”Soares如今为巴西萨尔瓦多Patient-Led Research Collaborative工作，这是一个关注长新冠和相关疾病的国际患者倡导研究组织。“这里的人从来没听说过长新冠。”

但预计显示，巴西约有逾400万人患有长新冠。研究人员仍表示，Soares遇到的反应在许多中低收入国家（LMICs）很正常。全球的长新冠研究大多集中在富裕地区，关于其他地域的长新冠发病率或严重性的数据很少（见“研究不足”）。“长新冠在中低收入国家的问题在于，这里的相关研究太少了，”美国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的流行病学家Theo Vos说，“但如果你关注一下，就会发现长新冠是存在的。”

来源：J. V. A. Franco et al.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19, 9915 (2022)

目前的证据显示，中低收入国家的长新冠发病率可能与富裕国家差不多，但具体数字应该差别很大。一项综述[1]发现，8%-41%的从未住院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有过长新冠症状。然而，不富裕国家缺乏长新冠研究让问题雪上加霜。发病率和风险因素的信息空白让患者倡导组织“难为无米之炊”：很少有医生承认长新冠的存在。缺乏数据还限制了对长新冠机制和相应疗法的研究。“有数据才能有行动，”南非咨询公司Genesis Analytics的公共卫生专家Waasila Jassat说，“你需要有证据作为提供服务的理由，不能直接把其他国家的数据拿来用。”

发病率不明

长新冠是新冠病毒感染引发一种复杂疾病，已被发现与200多种症状有关，从脑雾到影响工作的疲劳感，再到令人感到虚弱的疼痛和肌肉无力。症状轻重因人而异，对很多人来说，症状时有时无，有的时候身体和以前一样好，但第二天症状会突然加重。根据某些定义，长新冠包含初次感染后出现或延续超过三个月的所有症状。

这些都让长新冠的负担更难估量，即使富裕国家也有困难。研究间的横向对比就更难了，因为不同团队会参照不同的定义和症状，或是选择不同的调查对象。

中低收入国家——包含130多个国家——面临的困难就更多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因为历史上的殖民政策和剥削而难有起色。这些国家的医疗系统参差不齐，但大部分的医疗资源都和富裕国家差了很多。Jassat表示，这些国家的科研资源本就一应难求，还要面对缺少集中化卫生数据的问题。比如在巴西，超过三分之一的工作者都属于非正式雇用，因此没有办法追踪这些人因为生病缺勤的天数。

“人们在悄悄地退出社会。”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的全球公卫研究员Emma-Louise Aveling说。她在研究中采访过巴西的医疗工作者和长新冠患者。

科学家一直想统计长新冠人数。由于担心新冠大流行会带来新的慢性病，伊朗伊斯法罕医科大学的心脏病学家Nizal Sarrafzadegan在2020年3月启动了一项长期研究。她的团队发现，伊朗有60%的COVID-19住院患者在感染后一年仍有症状[2]。

在南非，Jassat和她的同事在一项关于COVID-19结局的研究[3]中对3700人随访了6个月，发现39%的人在初次感染后的6个月还有至少一种症状。因COVID-19而住院的人更容易比没有因此住院的人受到长新冠的影响：比例为46.7%和18.5%。

因COVID-19住院的人更容易出现长新冠。来源：Rodger Bosch/AFP/Getty

在2020年的一项研究中，圣保罗大学的老年病学家Murilo Dias、Márlon Aliberti和同事发现，圣保罗有三分之一的COVID-19住院患者在出院后一年仍有至少一种症状[4]。Aliberti说：“这对医疗系统来说是个巨大负担。”

然而，这里还不包括新冠轻症感染后出现的长新冠。Soares指出，巴西的长新冠研究基本都没有关注这方面，而且在很少有医生意识到这是种病，也不知道如何诊断和哪些患者有高风险的情况下，这个空白就更难填补。

在不同背景中研究长新冠的另一个原因是，这种疾病的表现可能存在地域差异。许多研究人员推断，长新冠背后的机制不止一种。这种疾病的患病风险可能受到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我们需要从全球角度研究长新冠，理解遗传特征如何影响疾病结局。”

数据多样性

为了彻底搞清楚长新冠的机制，就需要研究不同遗传背景的人群，这样才能明确其中涉及了哪些细胞通路，以及不同人群的差别。只有了解这些通路，研究人员才能为长新冠药物找到更多潜在靶点。耶鲁大学免疫学家Akiko Iwasaki说：“不以全球协作的方式来研究这种疾病，会严重妨碍我们理解长新冠和为全人类找到更好疗法。”

全世界的一个共同趋势是，长新冠人数似乎随着过去两年新冠病毒变异株的更迭而逐渐减少。在南非，Jassat和她的同事发现 Omicron变异株感染者的长新冠发病率比Beta或Delta变异株的更低[3]。英国团队也发现，Omicron感染较Delta感染更不易导致长新冠[5]。帝国理工学院的儿科医生Daniel Munblit研究过莫斯科儿童的长新冠发病率，他认为，虽然全球走出Omicron感染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研究人员认为免疫水平的提升——来自疫苗和感染——或许也让全球有长新冠风险的人越来越少。

这是个好消息，但有一个小问题：新的长新冠研究可能会招不到受试者。今年，津巴布韦研究组织Charles River Medical Group首席主管Tariro Makadzange和同事就因为找不到新病例，无法将长新冠纳入他们的一个研究项目。

定制疗法

美国和欧洲已经有大规模项目在研究如何治疗长新冠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正在开展的Researching COVID to Enhance Recovery（RECOVER）是一个11.5亿美元的项目，一些研究直接将寻找长新冠疗法作为目标。英国的STIMULATE-ICP项目也召集了30个医院和大学，共同研发长新冠疗法。

不过，这些项目最后得到的疗法是否能应用到低收入地区仍是未知数，哥伦比亚拉萨巴纳大学的传染病专家Luis Felipe Reyes表示，新冠疫苗分发时的不平等现象将再次上演。当时，富裕国家大量囤积疫苗，还有一些疫苗，如mRNA疫苗，由于造价高昂且需要冷链运输，让许多低收入国家很难使用。

Reyes说：“富裕国家正在为这些症状找疗法，但这些疗法恐怕不具有可转移性。”

眼下的长新冠疗法通常需要周密的复健计划，最好还有一支跨领域专家团队。这类深度监测和护理就算是在富裕国家也很奢侈，更不要说医疗条件有限的国家了，Charles River Medical Group的疫苗专家Kimberly Konono说道。但即便资源有限，一些中低收入国家也有富裕国家没有的优势。比如，巴西的公共医疗系统有一个深入基层社区的医疗工作者网络，他们更了解当地居民的情况。Aveling认为，这个网络有助于提高这些地区对长新冠的认识和诊疗。

但这也需要医疗系统提高对长新冠的重视——其他病毒后疾病也常常伴随这个问题。其他病毒感染也会留下类似症状，包括一些热带疾病。这是个被长期忽视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受影响的边缘群体，巴西南里奥格兰德联邦大学的人类学家Jean Segata说。“通常来说，这些病人会抱怨医生不重视他们的痛苦，说医生告诉他们没什么，很快就会好了，”他说，“不被承认的病痛给这些贫困国家的长新冠患者带来了更多无奈和折磨。”

与Aveling等人在巴西研究长新冠影响的Soares指出了问题所在：长新冠和其他病毒后疾病实际上都被忽视了。“我们必须用数据证明有人在经历这些症状，这些问题需要被解决，”Soares说，“我当然希望我们不用去证明这些。”

来源：Nature Portfol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