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报价，最低的247.68万，最高的288万——最后是最高价赢了。

先把结果摆上桌

2026年11月4日，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全外显子组测序服务二次招标中标公告发布。

中标方：福建贝瑞检验所有限公司，中标金额288万元，综合得分88.8分。

落标的两位：北京迈基诺空港医学检验实验室，报价270万；上海福君医学检验实验室，报价247.68万。

一个反常识的结果：报价最高的赢了，而且比最低报价贵了40万。 综合评分法下技术分权重高，报价不是唯一标尺，这本身讲得通。但把整个项目的时间线拉出来看，这件事的"巧"就不只是评分规则能解释的了。

一条越看越像剧本的时间线

五个动作、四次更正、一次弃标、一次换人接盘。最耐人寻味的是那个数字：第二轮的最高限价，精准地落在第一轮的中标价上，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疑点一：

最高限价是怎么"长"成290.16万的？

政府采购里，最高限价的设定通常有两条路径：一是按预算打折，二是参考市场询价或历史成交价。无论哪条，都很少出现"恰好等于上一轮中标价"这种精度。

预算376.2万元没变，限价却从376.2万砍到290.16万——砍掉的86万，恰好是上一轮"虚"出来的那部分空间。这意味着二次招标从起跑线就把价格天花板压死了：再怎么竞争，成交价也不可能超过上一轮的数。

从采购人角度看，这叫"吃一堑长一智"，合理。但从竞争角度看，也意味着后来者的报价空间被提前锁死——最终288万的成交价，只比上一轮低了2.16万元。一场声势浩大的重新招标，价格几乎原地踏步。

疑点二：

弃标，真的不用付出代价吗？

公告里只写了"中标人放弃中标资格，拒绝签订合同"，随后依法重新采购。程序上无懈可击——第49条确实允许采购人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但法律对弃标方并非没有牙齿：

• 《政府采购法》第46条：中标通知书对采购人和供应商均具有法律效力，供应商放弃中标项目应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72条：中标后无正当理由拒不签约的，依第77条追究责任——处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1至3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并予通报。

按290.16万计算，罚款上限约2.9万元。钱不多，但"1至3年禁入政府采购"这一条，对任何一家靠医院订单吃饭的检验机构都不是小事。

目前公开渠道能看到的，只有一份平静的废标公告，没有关于处罚、不良记录或禁入的披露。是没有追究，还是尚未走完程序？ 这是第一个需要答案的问题。

疑点三：

北京贝瑞弃了，福建贝瑞接了

更微妙的一层在主体关系上。

弃标的是北京贝瑞和康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接盘的是福建贝瑞检验所有限公司——同属贝瑞体系。从名字到业务，明眼人都能看出是一家人。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18条写得很清楚：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这条规则防的就是"左手弃标、右手接盘"式的围标。

严格按法律解释，二次招标是一个新的采购项目、新的合同项，两家分属不同轮的投标人，形式上并不构成"同一合同项下"的同时参与。规则在这里存在一道缝：它管住了同场竞技，却没管住接力上场。

而对采购人来说，结果反而是"赚"的：价格从290.16万降到288万，还多了一次重新比选。至于这2.16万的让利，值不值得为一场重新招标付出近三个月的周期成本，就见仁见智了。

疑点四：

贝瑞为什么弃？翻翻财报就有线索

跳出这个项目，看看贝瑞体系的账本。

贝瑞基因（000710.SZ）已连续多年亏损：2022年亏2.49亿元，2023年亏4.27亿元，2024年亏1.92亿元，2025年亏1.97亿元。2026年上半年营收4.47亿元、同比基本持平，归母净利润亏损4394.79万元，亏损同比扩大61%；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为-1.02亿元。

一家现金流为负、连年亏损的公司，面对一份290万、服务期一年的全外显子测序合同，算不过账是完全可能的：全外显子测序单例成本刚性，价格被打到290万这一档，毛利空间极薄，做下来可能是"赔本赚吆喝"。

这就引出一个更现实的推测：弃标或许不是策略，而是算账算出来的止损。 但如果是止损，为什么同一体系里的另一家主体又愿意以288万接？

两种解释都成立：一是不同主体的成本结构、区域布局不同（福建主体在华东的物流与人力成本可能更低）；二是集团层面不愿丢掉这家三甲医院的渠道，宁可微利也要守住入口。无论哪种，都说明这不是一场围绕价格的博弈，而是一场围绕份额的守擂。

行业底色：

全外显子测序，正在变成"越做越亏"的生意

这不是孤例。近两年，全外显子组测序（WES）在新生儿筛查、罕见病诊断场景快速放量，价格却一路向下：省级集采、医院打包采购、按例结算，把单例价格从数千元压到千元级。服务商一边要投设备、投生信团队，一边要垫资等医院回款——应收账款周期动辄一年以上。

在这种结构下，医院端的"最低价"和服务商端的"活不下去"，会周期性地以弃标、流标、二次招标的形式冒出来。青岛这个项目只是把矛盾演得格外完整：预算、限价、弃标、换人，一步不缺。

留给监管的三个问题

这件事不需要臆测动机，摆事实就足够追问：

1. 弃标方是否被依法追责？ 罚款、不良行为记录、禁入期限，该有的程序走到了哪一步，应当有公开交代。
2. 二次招标的最高限价，依据是什么？ 恰好等于上一轮中标价的定价逻辑，应写进采购文件说明，而不是留给外界猜。
3. 同一体系内的关联主体接力投标，如何界定？ 现行规则对"同场"有明确禁止，对"接力"留有空白，这类案例正好可以推动规则补位。

至于采购人，程序上挑不出硬伤，甚至算得上谨慎。但一场耗时近五个月、四次更正、两次招标、最终只省下2.16万元的采购，是否达到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立法初衷，同样值得复盘。

招标可以重来，规则的缝不能一直留着。

*本文依据中国政府采购网及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公开公告、贝瑞基因定期报告、知味知基因、医业观察、政府采购相关法规整理，对公开信息进行分析，不构成对任何主体违法行为的认定。

来源：体外诊断原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