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假科普带货”“虚假医疗广告”层出不穷的语境中，一纸“报备制度”似乎显得合情合理。但如果我们稍加深思，就会发现这背后并非只是对内容真实性的把关，而是一种治理逻辑的升级，一种权力边界的延伸，一种将自由变成“须经许可的特权”的趋势。在这条通往秩序的道路上，我们可能正在悄然丢失自由本身。

自由正在被程序化成特许经营

医生从事健康科普，是其专业责任与公共使命的自然延伸。在信息高度碎片化、医学谣言充斥社交平台的当下，医生本应成为公共理性的重要守护者。但当表达的权利被塞入“事前审批”与“内容备案”的条框时，这种原本自发、活跃、及时的科普力量，很可能就此陷入寒蝉效应。

有人或许会说：报备只是个流程，又不是禁止，怕什么？但事实远非如此简单。任何“报备”，一旦被设定为前置程序，实质上就意味着：你没有天然的自由，而只是“被许可”的自由。它不再是一个权利，而是一个可以收回的恩赐。我们正在悄悄滑入一个逻辑中：一切行为都必须被授权，所有发言都必须合规，甚至连专业知识的传播也要先斟酌其政治后果。

医生科普要报备，下一步，是不是连教授讲课也要“课前备案”？科技人员写论文是否也要“审查方向”？最终，社会中所有带有专业判断、独立思考的发言者，都会被纳入“管得住”的系统，而不是“可以信”的共识。

哈耶克早就警告我们：自由不是保障的副产品

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一个试图用放弃自由来换取保障的人，最终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保障。”这句话今天听来依旧振聋发聩。在医生科普问题上，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交换”的十字路口。

设立报备制度的人，想要的是“保障”：保障信息的权威性，保障社会稳定，保障公共话语的可控性。但这些保障，是否真能靠“审批”实现？反过来说，当医生的专业表达必须受控，公众又该如何辨别信息真假？我们真能信任一个只输出“被允许的真相”的信息环境吗？

历史与现实都已无数次证明，过度的言论管理并不能防止谣言，反而会催生更多阴谋论和极端化信息。当公众失去了多元信息来源，当批判与纠错机制被封锁，真正的“真相”也就失去了生长的土壤。我们换来的不是“秩序”，而是信息的枯萎、思维的懒惰，以及社会信任的整体崩塌。

我们用“治理的名义”建立了多少不自由的制度

“医生科普需要报备”不过是冰山一角。在我们的生活中，越来越多领域正在悄然被赋予“必须报备”“必须审批”的逻辑。创业要审批、讲课要备案、开研讨会要申报、学术会议要审查名单……个人的行动空间日益被制度填满，而制度本身却日渐模糊其边界。

以“虚假宣传”为名禁止医生自由发言，是一个典型的“宁可错杀一千”的治理心态。但真正的制度治理，不应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的自由为代价来规避极少数的风险。更何况，虚假医疗信息并不主要来自体制内医生，而是来源于那些职业伪装者、草根带货博主、流量收割机。而政府要做的，恰恰是打击这些“冒牌医生”与“带货科普”，而不是限制真正的专业人士说话。

“8名造谣者”事件的阴影依然未散。那个冬天，几名只是表达恐慌或未经官方证实信息的医生，在疫情初期就被当作“扰乱公共秩序”的对象，被训诫和通报。后来的事情就不必说了，一地鸡毛。当信息管控替代信息透明，社会就会陷入更大的不确定与不安。

每一个规则的推出，都应该问一句：它是为了服务公民，还是为了驯服他们？

真正负责任的治理，不是全面设卡，而是设边界。医生科普的自由，是他们的天然权利，也是一种社会资本，不应被程序化成“风险点”。相反，我们需要建设的是更强的事后监管体系、更透明的专业认证机制、更完善的公众举报通道。专业发声者应该享有天然的表达权，失信者才应承担法律责任，而不是所有人都被提前视为“潜在风险”。

我们必须重拾一种最朴素的法治信仰：法无禁止即自由。这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基石。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禁止，就不应因管理需要而限制个人的基本表达权。不然，我们就正在走向一个被“许可清单”统治的社会：什么可以做，得先问一下可不可以。

如哈耶克所言，自由的退让是悄无声息的，它从不是一场公开的交战，而是一套制度的温水煮蛙。当每一个人都开始习惯先问“这个可以讲吗”“这个能发吗”的时候，那个自由的社会，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们需要的，从不是一个只听得见一种声音的世界，而是一个能够容纳不同观点、纠错机制健全、专业得以自由生长的社会。这才是真正的保障，也是我们不能退让的底线。

最后，值得所有人深思的是：如果医生都不能自由说话，谁还能？如果连专业科普都必须审查发布，那我们还能相信什么？也许，我们该从“医生科普需报备”这一小事，反思整套治理逻辑的变迁。因为它所暴露出的，不仅是对一个行业的误解，更是对整个社会如何对待“自由”二字的态度。

来源：玩笑开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