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28岁的女性研究员在西伯利亚及远东抗鼠疫研究所工作，于2026年9月29日因重症肺炎入院，10月1日至2日间离世。

据报道，事发原因可能是该研究员在实验室中不慎打碎含鼠疫杆菌的试管。约200名密切接触者已被隔离观察，目前未发现续发病例。

俄方将其定性为"不明原因肺炎"，WHO表示正在密切跟进，评估认为目前公众感染风险较低。美国CDC、欧盟ECDC均在监测中。

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引起的自然疫源性传染病，属于我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甲类传染病，与霍乱并列，是法定传染病中最高级别的两种。

鼠疫之所以在历史上如此可怕，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没有有效的抗生素、没有系统的防控体系、没有对病原体的认识。而今天，这三个条件都已具备。所以，大家要理性看待，不必恐慌。

2019年11月4日，两名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病人入住北京朝阳医院，12日确诊，二人均感染肺鼠疫。患者均在北京市朝阳区相关医疗机构得到妥善救治，相关防控措施也落实到位。

当时，有一医生朋友评论：“反复检查确认，才敢确诊，确诊后上报，才敢发布。鼠疫基本上医生都没见过，真的，学过，没见过，能诊断出来就很厉害了，估计结果出来医生惊得瘫坐在地上”。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鼠疫排39种法定传染病的第一位。简称“1号病”。

现实中，我们几乎见不到鼠疫。鼠疫之所以占第一把交椅，是因为它在历史上留下了最恐怖的死亡记忆，至今想起，仍令人不寒而栗。

人类的灾害多少重，有从天而降的，有从地底喷发的，有人为造作的，也有由其他物种产生并进而演变为人人相互传播的。

一百年前的一天

1910年10月12日，位于中俄边境的满洲里城，一名男子突发身亡，皮肤黑紫。几天前，他还兴致勃勃地出门打猎。那次的捕猎过程异常顺利，巢穴外的旱獭一动也不动，好像就等着他来抓。他将猎到的旱獭扒皮，然后就着剩下的旱獭肉，美餐了一顿。

也是在这座小城里，一名叫郭老十的人，开了一家叫做“魁升元”的旅店，迎接着南来北往的客人。

两名刚从俄国境内返回的中国工人来投宿。这两名中国工人是被俄国人赶回来的。他们先前所在的工棚里，7名中国人突然死亡，尸体黑紫，于是俄国人将棚里的其他华工一律逐出，还烧毁了他们的衣物行李。

几天后，他们和客栈里的另外两位客人，在同一日死亡。紧接着一名店员也以同样的方式暴毙了。他们身上都是有大片的紫黑色斑点。店里的其他人吓坏了，纷纷收拾行囊离开。

出了这样的事儿，又正值年末，无奈的郭老十打点了旅店的事务后，便回家过年。这一天，是10月25日。

边陲小城里，零零星星的发病，无名之辈的死亡，没有人在意。医生们束手无策，官府注册后，他们的尸体被草草收殓，随地掩埋，连一座墓碑都没有。

回家后不久，郭老十竟也死去了。一时间，死亡的气息冲散了团聚的喜悦。

家里人为郭老十停尸5天，结果全家53口人，死了32口。

随后全屯开始不停地有人去世，整个村几乎变成了一座“鬼村”。到处都是紫黑色的尸体，像被阴曹地府洗劫了一般。

那是清王朝的最后一个冬季，异常寒冷，东北地区更是大雪纷飞。

1910年冬天的大清帝国，风雨飘摇。

北京胡同里的人们纷纷议论着，去年宣统皇帝登基时嚷着的那句“我要回家”是什么意思？而摄政王载沣的那句“快完了”又是什么意思？

在南方，广州新军发动了“庚戌之役”大举启事；各省代表在资政院会议上提出颁布宪法、组织内阁、开设议院等要求，甚至主张到明年，即1911年，就必须召开国会。

然而还没等到冬天过完，东北就出大事了。

是年冬天，鼠疫从西伯利亚肆虐而至。

10月26日，满洲里报告第一例疫情；

10月27日，哈尔滨报告第一例疫情；

10月30日，长春报告第一例疫情；

11月2日，沈阳报告第一例疫情。

这是一场有预兆的疫病，却没有被预见。

谁也没想到，由他们开始，这场造成6万多人死亡的疫病在中国东北拉开了序幕。

疫情蔓延得很快，从一家一户，到一街一区，再到一县一市，沿着满洲里一路向南，没过多久便传到了千里之外的哈尔滨。随后，齐齐哈尔、长春、奉天等地纷纷沦陷。

疫情日益严重，正如东三省总督锡良所形容的那样“如水泻地，似火燎原”。

死的人越来越多，连原本冷清的丧葬铺子都成了热闹之所。各个店里的棺木销售一空，供不应求。大街上更多的是横七竖八、无人认领的冰冷尸体。

恐惧，一下子深入到东三省每个人的心中。

疾病席卷了东北的69个市县，而其中的重灾区，便是哈尔滨北部的傅家甸（现在的哈尔滨道外区）。

百余年前的哈尔滨，充满了异域风情。恢宏的俄式建筑，随着铁路的贯通，成为东三省的经济中心，容纳了来自 33 个国家的 16 余万侨民，19 个国家在这里设有领事馆。

天堂对面，总有棚户

在哈尔滨的歌舞笙箫中，显得格格不入的棚户就是傅家甸。

这里房屋低矮、住宅拥挤，是一个聚集了两万多人的贫民窟。这里春天道路泥泞，夏天苍蝇乱窜，秋天风沙常起，冬天冰柱倒挂。傅家甸里聚集了大量修筑铁路的劳工，他们很多都是从灾害不断的关内地区来的，只为了谋条活路。

由于经济条件有限，他们往往数人同居一屋，躺在土坯砌成的炕上。当疫情传到这里，活路成了死路。那些凝聚着亲情、友情和乡情的暖融融的土炕，成为了疾病传播的温床。

死神在这里伸出了巨大的爪牙，从第一例死亡开始，不到一个月，傅家甸每天的死亡人数已经过百。如果不能将疫情扑灭，这里将变成一座“鬼城”。

1910年12月初，当疫情愈发严重时，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收到了俄、日两国的照会。俄国和日本认为清政府没有能力控制疫情，提出让他们来主持东三省的检疫、防疫工作。

要将主权拱手相让，清政府当然不愿意。

检疫、防疫工作虽然属于卫生事务，但其实施往往还涉及到教育、商贸、铁路、司法等一系列主权，答应俄国和日本的要求，相当于将东三省的管理权让出。东三省总督锡良说：“查疫势传染甚列，外人尤极注意，办理稍不如法，恐趁机干预。”

可是如果不尽快控制住疫情，这场瘟疫就可能会要了大半国人的命。已经满目疮痍、摇摇欲坠的清政府，拒绝了俄国和日本的提议，并于12月13日下令：严防东三省鼠疫，以安民生。

一场自上而下的防疫战终于开始了。而这时距离鼠疫爆发，已经一个月了。此时，清政府最迫切的需要的，就是一位能控制疫情的中国医官。

外务部右丞施肇基联系了不少人，希望他们能去东北主持防疫，但都遭到了拒绝。他们要么担心把自己搭进去，要么觉得无力拯救死亡气息中残喘企盼的百姓。比如当时的海军总医官谢天宝，推辞更是北京到哈尔滨路途遥远。

最后，施肇基找到了时任天津北洋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的伍连德。施肇基告诉伍连德，除非中国采取严厉的防疫措施，靠自己的力量制止疫情蔓延，否则俄、日很可能强行控制东三省。

1910年12月，面对神秘的瘟疫，31岁的他欣然接受了清政府的邀请，出任中国医官。他是伍连德，一位出生于马来亚的中国医生。

1910年12月24日傍晚，寒风呼啸，当城里的外国家庭开始点烛亮灯，庆祝平安夜的到来时，伍连德抵达了傅家甸，他的头衔是“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

这让我想起了毛主席评价白求恩：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

伍连德1879年3月10日，出生于马来亚北部的槟榔屿。他的父亲是当地开设金店的侨商。从小聪明伶俐的他7岁考入了英国人设立的槟榔屿工学。17岁的时候，在英国女皇奖学金的帮助下，到剑桥大学学医。

1903年，他以有关破伤风菌的学术论文通过了剑桥大学的博士答辩。

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拿到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人。24岁的他，拿到了医学、文学学士学位，外科学、文学硕士学位和医学博士学位。

1907年，在时任清政府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的邀请下，他回到了中国，担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副校长。

伍连德临危受命，当他风尘仆仆的赶到哈尔滨的时候，瘟疫已经在哈尔滨流行了一个多月。

瘟疫中者必死，往往全家毙命，男女老少都难以幸免。马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冷冰冰的尸体。整个傅家甸，笼罩着浓浓的死亡气息。

要控制瘟疫，一定要先了解疾病的起因

长期钻研细菌学研究的伍连德多年的西方医学学习经历告诉他，解剖，是最快又最有效的了解疾病的方式。

可1910年的清朝，闭疆锁国，解剖是一个绝对的禁区。在当时的观念中，这种做法大逆不道，是对死者的大不敬，一旦被当地百姓知道，将会造成巨大的恐慌。尽管每天有那么多人死去，却没有一具尸体可以让他解剖。

好在他抵达哈尔滨的第3天的时候，12月27日，一位与当地人通婚的日本女性因瘟疫而亡。伍连德避开所有人，在付家甸一处无人民居中，悄悄的完成了他的第一次医学调查——解剖尸体。这也是清朝时期民间的第一次尸体解剖。

当刀划开了尸体的胸膛，露出了带血的内脏的时候，伍连德发现，死者肺部充血严重，肺部的淋巴结也异常肿大，死者是由于肺部炎症窒息而亡。随后他用注射器取了死者的血液，熟练的取下一部分病变组织后，然后将尸体缝好，穿上衣服，安放在原来的棺材中，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迅速的离开了解剖现场。

在一台当时哈尔滨没有一个人见过的仪器——贝克显微镜的帮助下，他找到了瘟疫的元凶——鼠疫杆菌。终于拿到了证据，确定了死因：鼠疫是一种由鼠疫杆菌引起的的传染病。而在此之前，人们普遍认为鼠疫的流行与老鼠身上携带的跳蚤有关。

当瘟疫的元凶是鼠疫杆菌的发现流传开来。大规模的捕鼠运动也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序幕。可让大家目瞪口呆的是，捕鼠运动并没有阻止瘟疫的蔓延。

东三省的老鼠被大量的捕杀，可因瘟疫而死亡的人数不降反升，甚至达到了每天死亡50人的高峰。经过检验，伍连德甚至没有发现任何一例携带了鼠疫杆菌的老鼠样本。

与此同时，当时在天津的日本细菌学家、“腺鼠疫”理论创始人之一北里柴三郎，也组织一大群学者、学生进行三万只老鼠的解剖。出乎他们的意料，在堆积如山的鼠尸中，同样他们也没有发现一例鼠疫杆菌的携带体。

在迷茫和困顿中，敏锐的伍连德发现，东三省的这次鼠疫流行似乎与以往的不太一样。病人表现出来的症状和之前感染了鼠疫的人不同，而且死亡速度更快。

那么，既然老鼠已经被排除了嫌疑，那究竟是什么引起了这次的瘟疫呢？

突然，一个细节让伍连德有了一个大胆至极的想法。流行于傅家甸的鼠疫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所有的死者都曾处于密封的房屋之内，而且是一家一家的集体死亡，死因也都是肺部感染引起的窒息。那么，空气传播，会不会是鼠疫杆菌新的传播方式呢？

伍连德立即起草了一份电报稿。他将这次在东三省流行的鼠疫称为“肺鼠疫”，认为是通过飞沫传播的。他建议清政府立即停止对老鼠的捕杀，并且彻底封锁哈尔滨，切断鼠疫的流通道路。但是，他的这一建议却遭到深受清政府信赖的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法国人梅斯尼的不屑。

彼时，梅斯尼也来到了傅家甸调查鼠疫。他对于伍连德关于肺鼠疫与飞沫传染的说法嗤之以鼻。梅斯尼甚至要求伍连德退出这次的防疫工作，由自己来领导。两个人谁也没办法说服对方，最终不欢而散。

为了能让清政府尽快的采取封锁措施，伍连德连夜给清政府写了一封请辞电文，他说，只要清政府同意封锁哈尔滨，那么他愿意让梅斯尼来负责这一次的防疫工作。他的这种为了大义，甘于舍却小我的精神，今日依然令人景仰。

就在他等待清政府回音的这一天，疫情开始全面爆发。哈尔滨每天的死亡人数急速攀升，甚至天津、北京都开始出现零星的鼠疫病例。

春节即将到来，在傅家甸闯关东的人即将大规模返回山东。如果没有任何的控制措施，瘟疫，将可能会蔓延到整个中国。

好在38个小时后，伍连德终于收到了清政府的回信。出乎意料的是，朝廷决定免去梅斯尼参与鼠疫防疫的任务。由伍连德继续领导鼠疫防疫小组的工作。

次年1月4日，后援力量陆续赶到了哈尔滨。十多名医生相继加入了伍连德的队伍，他终于有了一支可以调动的防疫队伍。

信心大增的伍连德决心要找到鼠疫杆菌的源头，他想到了自己最开始解剖的那具女尸。那个女人和一个皮货商一起居住，而那个皮货商经营的是貂皮和旱獭皮。难道是貂或者旱獭的皮毛上携带有鼠疫杆菌吗？

于是，伍连德开始了对皮毛的调查。

果然，在旱獭的皮毛里，他发现了鼠疫杆菌的存在

原来，付家甸鼠疫的病源并不是老鼠，而是穴居在中俄边境草甸、被人疯狂捕杀的一种叫“旱獭”的啮齿类小动物旱獭。

当时旱獭皮毛制品风靡欧美，被视为堪与貂皮媲美的服饰。特别是生活在高寒地区的俄国人尤其喜爱貂皮大衣。可貂皮产量有限，有些猎人便开始捕捉草原旱獭仿制成貂皮大衣，巨大的利益刺激着捕猎者们，他们开始大肆的捕捉草原旱獭。

1910年，每张旱獭皮的售价比1907年猛涨了六倍多，仅从满洲里一地出口的旱獭皮，就从70万张增加到了250万张。在暴利的驱动、千万东北流民以捕猎旱獭为生。一时之间，“山谷流血，原野厌肉，其狼藉实不堪形状”。

边境草甸的千年隔绝，就这样被打破了。更要命的是，在人类到来之前，染病旱獭总会被同类驱赶出巢穴，从此自生自灭。而本地有经验的猎人是绝不会捕捉那些失明、失声、行动迟缓、症状鲜明的病獭，他们知道这意味着灾祸。

然而，成千上万闯关东的外地捕猎者蜂拥而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这些新移民们没有这样的顾忌，他们大量捕杀巢穴里动弹不得的病疫旱獭，从而导致了病菌的传播。

正当大家因为找到了鼠疫传播源头而高兴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消息让他们的心情都低落到了谷底。

1月5日，梅斯尼前往医院查看病人。他穿白大褂、戴手套，然而没有佩戴口罩。

1月8日，梅斯尼开始出现低热、头痛且烦躁不安。

1月9日，梅斯尼出现咳嗽并伴有咳痰，被送往俄方医院抢救。

1月11日，梅斯尼去世，且血液中发现鼠疫杆菌。梅斯尼由于接触了鼠疫患者而患病去世了。

这个消息犹如重磅炸弹般投向哈尔滨，曾经被认为最有希望对抗鼠疫的专家死于鼠疫，这让人们感到更加的绝望。人们将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了伍连德的身上，与此同时，伍连德也得到了空前的支持。

他立即封锁了经过哈尔滨的日俄铁路，禁止铁路运营。还让俄国铁路局的最高指挥官为他调集了100节空车厢，这些小车厢通风好，易于消毒，很快成为了铁路线上的最佳隔离所。关闭学校，撤空客栈，他将患者都隔离到这些已经没有人的地方，医务人员必须带上口罩，避免飞沫传播，下班后要经过仔细消毒，以免携带鼠疫杆菌。

在伍连德的组织下，防疫人员挨家挨户检查疫情。一旦发现感染病例，立即将患者送到防疫医院进行隔离，并对其家人进行观察。

措施虽然有了，但实行起来却没那么简单。民众对隔离充满了恐惧，他们觉得隔离所是不祥之地，到了那里，“生离”也会变成“死别”。

于是巷口经常有充当哨兵的孩子，当检疫人员沿着街道过来时，孩子们会发出信号，这时病人会被家人藏进大衣柜或院里的草垛中。

一些人甚至会藏匿或者抛弃尸体，他们把尸体埋在厚厚的雪堆下，藏在大水沟甚至房顶上。似乎只要没人发现，他们就可以继续心安理得地呆在家里，不被隔离。

商人们也开始不满。隔离实施，交通又封锁了，市场一片萧条，不少商铺更是被强行消毒、关闭。利益受到损害的商人们，开始了一系列的抵制活动。

雪上加霜的是，什么都缺。实行隔离，需要地；一应事务，需要钱；疾病防疫，需要人。可实际上，缺地、缺钱、缺人。

东三省总督锡良曾两次上奏请求拨款。清政府先后拨款了三十万两，但这些钱在防疫面前是杯水车薪，仅哈尔滨一处的用度已经将近四十万两。当锡良再次上奏，清政府只能允许东北当局先向各国银行借商银二百万两，以解燃眉之急。

但即使如此，锡良仍在奏章中写到：“唯有不畏难，不惜费。救一分民命，即为国家培养一分元气。”为了补充防疫的人力，清政府向各处医院和医疗机构，紧急召集参加防疫的医生和受过培训的护士。

幸运的是，北洋军医学校和各地医护开始响应和支持，前往哈尔滨等地。

然而，即便伍连德采取了如此严格的防疫措施，这次的鼠疫却仍然疯狂肆虐，每天死于肺鼠疫的人数都在不断上升，近半数的防疫人员也死于鼠疫。疫情不甘败落的显示着它的威力。

恐惧与绝望的情绪仍然笼罩在哈尔滨上空，问题出在哪里，令人困惑。

伍连德回忆当时的心情：“伴随着焦虑，在举步维艰和持续期待中，整整一个月过去了。医师们和员工们依然难见丝毫好转迹象。每日鼠疫死亡率继续上升……”伍连德知道，自己必须做点什么来安抚大家的情绪才行。

1911年1月的一天，伍连德来到哈尔滨城北的公共坟场，忽然一下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那时，防疫局下有抬埋队，他们的工作之一就是将尸体送往公共坟场安葬，然后还会搜集被抛弃到街上和四野里的尸体，送到那里。

但是哈尔滨的冬天，土地冻得像石头一样，要挖深坑掩埋这么多棺材和尸体是很难的。公共坟场上，有的棺材被钉起来了，但大多数棺材是直接敞开的，尸体的胳膊和腿都露在外面。地面上裸露的尸体更是以各种奇怪的姿势堆积。伍连德回忆说：“旁边犬迹交错，鸟鹊飞舞，惨不忍睹。”

无法埋葬的病疫尸体排了一公里长，满满当当地堆在哈尔滨城北的坟场。任何途径这里的人，都会被眼前的景象惊呆。

由于鼠疫杆菌在尸体上仍然可以存在很长时间，坟场上没有被好好处理的尸体，成了一个天然的细菌库。一旦人和其他一些动物接触到这些尸体，病菌又会被带到人群中。这里就像是一个储存鼠疫杆菌的大冰柜。

无法土葬，或许火葬是一个可行的方法伍连德想到这里，被自己惊出了一身冷汗。在思想还没有开化的时代，火葬，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可若是不处理这些尸体，将会是一个极大的隐患。

此时的傅家甸，已经有四分之一的人死于肺鼠疫。一定要尽快处理这些尸体。在目睹了坟场的状况后，以伍连德为首的五名医生致电东北当局，提出要焚尸。这是迅速处理尸体的最好办法。

但这个举措遭到了百姓的强烈抵制，明明应该“入土为安”，现在居然要烧尸体，这怎么行？还有不少人说，疫情就是“疫气”引起的，一焚尸，这些气不就被释放出来了吗？只靠东北当局的同意显然已经不够，无奈之下，伍连德和锡良只得请求清廷颁旨，希望这样可以尽量平复民间的反对。

在伍连德提交请求火葬的要求3天后的除夕之夜，他收到了清政府的批文：同意焚尸。

1911年1月30日，正值大年初一，200名工人来到坟场，把每100具棺木或尸体堆成一堆，一共22堆，浇上煤油，然后一把火，2200多具尸体燃烧起来。

坟场的烟气升空，城里的爆竹炸响。一时间烈焰腾空，硝烟弥漫。被肺鼠疫夺去生命的人们被集体火葬。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集体火葬，大火烧了整整3天3夜。

火葬后整个哈尔滨的患病人数急剧下降，死亡人数在减少。这样明显可见的转变，让那些先前反对焚尸的人也说不出什么话来。

于是，东北其他地区也开始建火葬场，效仿傅家甸焚尸的做法。连俄国人也开始焚尸，其中不少尸体还是从坟墓中挖掘出来后，再焚烧。时值春节，城市里充满了欢声笑语，肺鼠疫的阴影逐渐被驱散。

为了减少恐慌，防疫局每天都会发布头天的确切死亡人数，很多报纸也会相应进行刊登、并宣传鼠疫的知识以及具体的防疫措施。国际和民间的捐款开始兴起，百姓也愿意接受隔离等措施。那些曾经互相掣肘的势力，在疫情控制的关键阶段，联合在一起了。

完成了火葬的一个月后，哈尔滨防疫总部收到了最后一例死亡报告。

1911年3月1日零时，哈尔滨终于无一例新发感染，无一例死亡。随后的日子里，也没有感染和死亡。

1911年4月23日，清政府宣布东三省鼠疫肃清，伍连德宣布解除对哈尔滨的封锁隔离。

隔离解除后，百姓纷纷走上街头，劫后余生的感觉，恍若隔世。至此，夺去东三省6万人生命的流行大鼠疫宣告结束。

而这么一个曾经吞噬东北6万人生命的鼠疫，却臭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队当成“生物武器”进行研究，杀死了很多人。

他们把鼠疫病菌给老鼠注入，跳蚤吸了老鼠的血也带了鼠疫，这些老鼠和跳蚤就成为了最有利的细菌武器，基本上一些小村子可以达到“屠村”的效果。

鼠疫俗称“黑死病”

是由鼠疫杄菌所致的自然源性烈性传染病。

感染按症状可分成三类:淋巴腺鼠疫、肺鼠疫、败血性鼠疫。感染者会出现为高热、淋巴结肿痛、出血倾向、肺部特殊炎症等症状。

历史上有三次鼠疫大流行。

首次大流行发生于6世纪，起源于埃及的西奈半岛波及到欧洲所有国家，死亡近2500万人。

第二次发生于14世纪，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仅欧洲就死亡2500万人，即历史上著名的“黑死病”。

第三次发生于19世纪未至20世纪初，死亡1200万人。1910年，哈尔滨所爆发的鼠疫乃其中之一，叫做肺鼠疫。

肺鼠疫是鼠疫中最严重的一型，病死率极高。该型起病急骤，发展迅速，除严重中毒症状外，在起病24～36小时内出现剧烈胸痛、咳嗽、咯大量泡沫血痰或鲜红色痰亡。

如抢救不及时，多于2-3日内，因心力衰竭，出血而死亡，死者呈紫红色。

黑龙江著名女作家迟子建，有一部纪实长篇小说《白雪乌鸦》，就是专门描写那一次的鼠疫。

在那篇小说里，纪实性的描述了1910那一年，因鼠疫而死去的人，在东北愈六万人，仅两万多人口的傅家甸就有五千多人丧命。

作者指出这与当地人们的科学知识之匮乏、传统意识之顽固也关联甚密，从多人神秘死亡到确定为鼠疫，从一般鼠疫到确定为肺鼠疫，大众不过是这洪流里无辜的牺牲品。无人知鼠疫，知了也束手无策。最终伍连德来，倘若不坚持与愚官愚人斗法，不戴口罩不隔离不请命在春节期间焚尸，恐怕这场蔓延的瘟疫要造就一座死城也并非不可能。

《白雪乌鸦》焚尸一节：22座尸山堆好，伍连德挥手，衙役齐喊：“奉旨焚尸——”火把掷去，“轰”地火光冲天。连烧三天，日夜不息，两千余尸灰飞烟灭。周遭居民呆呆围观尸烟上升，气氛恐怖。危机终归在浩劫之后过去，相比死者，活下来的人里头多是孤家寡人。

小说《白雪乌鸦》中的于晴秀失了夫和儿，却始终淡然洒脱如仙人，唯有沾酒之后在街上泪水零落。王春申依旧与黑马相伴，不离不弃带着不明身世大多继英过日子。傅百川家里生意冷清了，疯婆娘却还怀上了孩子。

至于翟芳桂脱离了纪永和倒过上了人的生活，每日撒把米喂大榆树下的乌鸦们，自得其乐。他哥哥翟役生与金兰留下的黄猫作伴，丢了泥捏的根，又破灭了人间毁灭的理想，不得志地依旧惨淡存活着……

曾经我看完她的这篇小说，就猜想，迟子建内心一定有个以人为本的世界：人终归是较为高明的物种吧，即便灾难来临，这样一个小社会里的人也都各有活法，畏惧死亡的同时知道如何及时作乐，甚至还可以做一些发难财的白日梦。

白雪乌鸦，一个苍凉而荒芜的意象，但若视乌鸦为吉祥鸟，谁又不能说是乌鸦唤醒了这片皑皑白雪，唤来生机勃发春天呢。只是死者已矣，历史早已远去。一百年了……

百余年来，历史就像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包括李自成最后失败的真正原因，都众说纷纭而成谜。有说败于不得人心的，有说败于骄傲、自满，有说败于腐化、堕落的，有说败于红颜祸水的...等等，总之都不能令人信服。

因为，这些答案都不能解释一个问题：占领北京时，李自成的军队浩浩荡荡一百余万，为何进京 40 天后，部队竟然仿佛突然间失去了战斗力，―遇清军一触即溃，兵败如山倒，而且从此一蹶不振？

是这支部队的军纪涣散吗？非也！李自成治军有方，义军的组织性很强。

是这支庞大的军队的物质力量跟不上吗？

非也。

李自成大军，在北京通过肃贪追赃搞到了 7000 万两银子，相当于明朝的 10 年税收，至少可以在几年里，实施“迎闯王不纳粮”而更深得民心，他有足够的财力可支撑他庞大的军队。

这就奇怪了，军费奇缺时，李自成尚且能屡败屡战组织起百万大军，财大气粗后为何反而失去战斗力？

为何撤出北京后，再未组织起一次像样的战斗？

要知道不屈不挠是李自成的显著特点，在以前的好几次战役中，他都是几乎全军覆没，一次只剩下 18 人，一次只剩下 50 多人，可李自成硬是凭着坚韧不拔的意志，竟一次次咸鱼翻身卷土重来，最后拥兵百万打进北京灭了大明。

那么，进京后是什么让李自成的元气丧尽？

这个谜底究竟是什么

《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集》中曹树基在一篇论文提出，李自成并非败于满清，或许是败于当时肆虐横行的“鼠疫”。

他指出，明朝末年流行鼠疫，李自成进京前后，北京周边地区流行鼠疫，有一些文献对此有记载。

李自成军于农历 3 月进抵北京（公历为四月五月），有关文献记载崇祯16年秋，鼠疫已出现在北京一带，只因冬天气温低，鼠疫传播变缓，到了3月春暖花开桃红杏白，跳蚤、老鼠开始趋向活跃，大规模的鼠疫自然爆发。

由于鼠疫的传染死亡率很高，崇祯的御林军短时间内失去战斗力毫不奇怪。李自成因此未遇大战就占领了北京。

李自成大军进京后感染了鼠疫，自然战斗力也大减，当然打不过清兵，尽管其数量远低于自己。

并且败兵因此成了鼠疫传染源，有历史文献记载“贼过处皆大疫”。

李自成讨伐吴三桂，人数为什么争议很大，就是因为瘟疫流行，减员严重。可是为何在山海关前李自成一度占优？

这还要说说肺鼠疫，这类鼠疫的潜伏期可以长到20多天，也就是感染了20多天才发病。

这种长潜伏期的烈性传染病流行面广，因为未发病时和正常人一样，可以继续感染别人。李自成带到山海关前的部队，正是剩下的还未发病的那部分人，战斗力还在。这批人在山海关战死了一部分，逃回来的也陆续发病，于是李自成手下全是鼠疫病人，即便是痊愈的也非常虚弱，能跑路就不错了。

这就是为什么李自成从山海关下来，不能守北京，离开北京也连战连败。

一路退，一路把鼠疫流行过去，“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各地留守的部队也染上鼠疫，于是弃山西弃西安最后败死九宫山。那支无敌的雄师被鼠疫消灭了，联合南明时已经是乌合之众。

因此李自成虽然当时财雄天下，可以大规模招兵买马，但新兵入伍即染鼠疫失去战斗力，兵力再多也没用，始终无法抵挡满清的虎狼之师。鼠疫蔓延军营，且长时间无法摆脱，李自成的精神遭受毁灭性打击，因此痛失江山并一蹶不振，枉叹无可奈何花落去。

由于军人是集体生活，所以鼠疫流行，对古代军人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欧洲 14 世纪爆发鼠疫，死亡 2500 万人，其中有许多是“军人”。李自成的百万大军在十分肆虐的鼠疫面前，几乎是束手无策，只能坐以待毙。

但是，为什么“清兵”就没患鼠疫呢？

欧洲人在研究 14 世纪欧洲鼠疫时，从留下的壁画及文字中发现，在鼠疫大流行中只有“骑兵”幸免于鼠疫。于是得出结论：鼠疫经跳蚤传播，而跳蚤最讨厌马味，所以骑兵不被鼠疫传染。

众所周知，八旗铁骑威震四方，清兵主要由骑兵组成，所以是不会传染上鼠疫的。尽管只有十几万军队，但未患鼠疫的清军战斗力，自然在深受鼠疫困扰的李自成大军之上，虽然其数量远远大于清军。

鼠疫，是当时中国人不了解的新型烈性传染病，无人了解、无法救治。在这种自然条件下，明朝灭亡和李自成的失败不可避免。在汉、满的军事博弈中，鼠疫帮了满清的大忙。

李自成的百万大军，就这样土崩瓦解于小小的鼠疫，估计这位雄才大略的起义领袖，惨败致死时也留下了“天亡我也”的一声叹息。

鼠疫在中国，其实早在汉代就有记载了，只是被笼统地划归“伤寒”的范畴。而鼠疫，建国以来，已经很少发生，特别是这些年以来，在国内已经非常少见。

从2010年至今，国内每年报告的鼠疫发病数均控制在个位数，有多个年份没有发病。

至今。鼠疫无有效疫苗

肺型、败血型鼠疫若不及时抢救，预后极差。年龄愈小或愈老者预后愈差，关键在于早期诊断，及时治疗。由于人和人之间呼吸道传播，严格隔离显得尤为重要。针对病原治疗的原则是早期、联合、足量应用敏感抗生素。一旦进入中晚期，则治疗效果极差。

最直接最简单来说就是可以通过空气传播，而且无有效疫苗。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之一。

目前临床上治疗，首选庆大霉素和链霉素

暴露后预防一般选用选药物为多西环素。

根据感染部位不同而采集患者淋巴结穿刺液、血液和痰等标本送检，因鼠疫是烈性传染病，一旦做出初步判断或确诊都应即刻通知临床，隔离并治疗患者，协同疾病控制中心尽早查清传染来源，必要时实行疫区封锁，以免疾病扩散蔓延。

值得关注的是，国外已有链霉素耐药菌株和多重耐药菌株出现。鼠疫多重耐药性的产生将对鼠疫的治疗产生重大的威胁，也是一个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

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应该认识到，抗生素的使用管理，和防疫一样重要，且任重道远。

俄罗斯此次事件目前仍仅为散发，无社区传播证据，WHO也评估公众感染风险较低。对于大多数远离自然疫源地的普通市民而言，鼠疫并不是需要日常担心的疾病。

来源：老叶说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