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给你讲个案例。2025 年 5 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依法惩治串通投标及其关联犯罪典型案例。其中，李某琼受贿、串通投标案揭示了医疗领域招投标的典型风险。

李某琼是湖南省新宁县某医院原院长，他和医疗器械供应商周某斌一起，玩了一场串标的 “游戏”。

在采购核磁共振设备时，他们要求供应商提供特定品牌设备的技术参数，像 “纯净波或冰晶体探头”，然后把这些参数写进招标文件里。这就好比在一场比赛中，给某些选手开了 “后门”，其他选手根本没法公平竞争。

不仅如此，李某琼还指示三家关联企业参与投标，形成了 “陪标 - 串标 - 中标” 的链条。最终，这个项目以 823 万元高价中标，比市场均价高出 15%-30%。

而李某琼呢，收到了供应商 35 万元的 “感谢费”。后来还发现，他在药品采购、工程承揽等领域也没闲着，受贿 891 万元，甚至还虚构项目诈骗 844 万元。最后，他被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 13 年。

这可不是个例。在医疗设备采购领域，像这样的串通投标案件还有不少。

那么，从法律的角度看，什么样的行为算串通投标呢？

根据《刑法》第 223 条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 68 条，串通投标罪得满足三个要件。

第一，主体要件，就是投标人之间或者投标人与招标人得有共谋，就像李某琼和周某斌那样合谋。

第二，行为要件，得实施串通投标报价、排斥公平竞争的行为，比如参数定制化、围标陪标这些。

第三，后果要件，得达到 “情节严重” 的标准，比如说中标金额 400 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 20 万元以上，再或者采取威胁、欺骗或者贿赂等非法手段，还有如果二年内因串通投标受过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串通投标的，也算。

在司法实践中，怎么判断是不是真的违法呢？这就涉及到实质违法性判断了。

最高法说了，要审查招标文件、电子数据、资金流向等核心证据，还要看 “参数设置是否具有市场广泛适用性”，以及 “围标行为是否实质性影响竞争秩序 ”。

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四十条就规定了几种视为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的情形。

1. 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2. 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
3. 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为同一人；
4. 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5. 投标文件相互混装；
6. 投标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出。

就算没有直接的书面证据，出现这些情况，也将被推定是串通投标。

而且现在数字化招投标越来越普及，司法机关还会用大数据分析来挖掘潜在线索，通过比对不同投标主体的 IP 地址、MAC 地址、电子签章信息等，看看是不是同一主体操控多家公司投标。

医疗设备采购有它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这也让串通投标行为有了一些独特的风险。

比如说技术参数的排他性设置。

医疗设备技术参数很专业，就容易被人利用来搞 “合法排他”。有个医院采购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时，设置了 “21 英寸 OLED 显示器” 等参数，后来被投诉说这指向特定品牌。最后经过市场调研，发现这些参数其实有广泛适用性，才把事情说清楚。

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参数设置没办法通过 “三个以上品牌满足” 的市场测试，或者没经过专家论证程序，就可能被直接认定为串通投标。

还有一些医院，会通过设置不合理的售后服务条款来制造准入障碍，像要求供应商必须在当地设立具备特定资质的维修团队，而这个资质在区域内只有少数企业才有。这其实也是以售后服务之名，行排他之实，同样可能被认定为串通投标的隐蔽手段。

再说说内部程序的合规性争议。

医院内部论证程序规不规范，对串通投标认定影响很大。

在江苏有个案例，有个医院因为履行了市场调研、专家论证、院务会决策等完整程序，就没被认定为串通。但另一个医院，因为领导意志主导参数设置，就被判定构成犯罪。

所以药械企业得小心，要是和医院合谋 “简化” 采购流程，比如绕过公开招标直接内定供应商，这种 “明招暗定” 的行为，可是被最高法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的。

还有关联犯罪的叠加风险。在医疗领域，串通投标常常和受贿罪、诈骗罪等搅和在一起。

就像前面说的李某琼案，他因为三项罪名合并执行 13 年，还被追缴违法所得 505 万元。这也显示出司法机关对 “全链条追责” 的决心。

企业要特别注意，要是向医院工作人员支付 “感谢费”，可能同时构成行贿罪与串通投标罪，面临数罪并罚。

医疗领域招投标现在已经成了司法打击的 “重灾区”。药械企业可得引以为戒，把合规嵌入到经营的全链条里，别再被动应对监管了，要主动构建风险防控体系。

毕竟，合规，就是企业的竞争力；而风险，也可能隐藏着机遇。只有守好合规的底线，企业才能在市场的浪潮中稳健前行。

来源：MBC医商合规方案